那些年我在北京淘到的书
记不清何时萌生的“淘书”意念。1948年末，家从东四本司胡同，搬到向阳门（即“齐化门”）外的神路街。那时父亲有老乡住在神路街，他们一同在琉璃牌楼下面，做些小生意。父亲有空时，带我步跋涉向阳门。向阳门内，路北有摆地摊卖旧书的，差不多向西连续几十米，离南小街路口不远。大多是斯大林的单行本，那时译作“史达林”。也有旧小说可是不多。父亲买过一本《侠骨柔情》，我后来看过。
1954年秋，我升入六年级，也是从这年开端，我喜欢读长篇小说了。那时读的是袁静、孔厥合著的《新儿女英雄传》，马烽、西戎合著的《吕梁英雄传》，还有柯蓝的《洋铁桶的故事》。这三部书都是反映抗日战争的，故事性比较强，有时在课堂上用讲义遮挡着偷看着迷，书被教师没收不是一两次。其时还榜首次读了大仲马的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。
真实自主买书也是在这一年。1954年9月，坐落在西直门外的苏联展览馆竣工（1958年依据周恩来总理的定见，更名为北京展览馆）。展览馆竣工后，即在10月2日至12月26日举办了“苏联经济及文明建设成就展览”。咱们小学安排六年级学生前去观赏，我在观赏中自己做主买了中华全国科学技术遍及协会出书的4本书：戴文赛的《地理常识》、张荫朗的《机器是怎样制成的》、周继佶的《工业与国防》、程明陞的《工业的动力——电》。
现在活到80多岁，回眸人生才发现，如同有一只无形的手，在演绎着我的人生剧本。1954年买的四本书，有几个要害字词“地理”、“国防工业”、“机器”等，居然和我的人生轨道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络。
读过戴文赛的《地理常识》，懵懂少年居然有了愿望——想当个地理学家，终身探究浩渺的星空国际。年代的风雨中，愿望破灭了，我弃学入职的单位北京电子管厂（代号七七四）归于国防工业，环境、待遇都是不错的。入职后的榜首个月，就给师傅打下手，安装661冲床，亲身体会到“机器是怎样制成的”，然后又与机器结下了多年的缘分。
我真实开端淘书，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。那时候，偶然还能淘到民国版的书，价格也比较低价。常去老东安商场的旧书店、我国书店灯市口门市部、我国书店崇内门市部、我国书店隆福寺东口门市部，以及老西单商场旧书店等地。兜里没几个“银子”，只能淘一些廉价的书。有人淘书是为保藏，有人淘书是为增值，有人淘书是为装门面，我淘书是给自己看、压箱底。
淘书不易，有点像去粗取精，在汗牛充栋的书堆里，翻来倒去。淘书的趣味在进程，有心仪的书太贵，买不起也能画饼充饥，顺手翻翻也过手瘾，当然仍是最期望有所收成。淘到老舍长篇小说《牛天赐传》时，便是这种振奋感觉。
这部小说是1934年，老舍在山东济南执教时写的，1934年9月至1935年10月，在《论语》半月刊49期至74期连载，1936年3月由上海人世书屋出书。1948年3月，作为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第十二种，《牛天赐传》由上海晨光出书公司初版发行，每册定价国币20元，我在东安商场旧书店，花了0.3元淘到手的，便是晨光版初版。
《牛天赐传》叙述了一名刚刚出世的婴儿被遗弃路旁边，被本无后裔的牛家收养，取名“天赐”。牛天赐的养父牛老者，是个有着若干店肆和房产的商人，牛老者专心想把牛天赐培育成一个精明的商人，继承自己的家业；养母牛老太太，则是身世官宦之家的妇人，专心想把牛天赐培育成为一个“官样”的儿子，以完结自己未竟的愿望，却适得其反，牛天赐的生长路途与牛老太太的等待截然相反。“拐子腿”和“私孩子”两个标签让牛天赐在生长的路途上，不断感受到周遭国际对他的轻视和萧瑟。“幻想”成了牛天赐反抗的仅有东西。“幻想”让牛天赐在自己的国际里得以喘息，却也阴错阳差地，让他担负了对本身养父母死去的内疚。所以，一个既不“官样”，也不“面子”的“民国文艺小青年”，就这样在韶光的步履中踉跄生长起来。在《牛天赐传》中，老舍先生把“京式诙谐”真实的香味烧了出来。在诙谐之余，还将他对孩子的喜欢、怜惜以及对生长的考虑都融入到这部小说之中。
大约在2006年左右，我国作协安排会员观赏我国现代文学馆。当天由馆长舒乙招待，在舒乙招待空闲时，我与他攀谈几句，告知他我手里存有老舍先生晨光版《牛天赐传》，他说：“这书你好好存着吧。”后来观赏灯市口西街丰厚胡同19号老舍新居，我分外的留意老舍先生新居里，很多的老舍作品中，没看到《牛天赐传》的身影。作业人员得知我有此书后，马上问询我能否转让，记起舒乙的话，我摇了摇头。
《牛天赐传》不是老舍先生最闻名的作品，没有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那样耀眼，但它那浓浓的京味诙谐，的确是独具匠心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，这是一部被忽视的老舍佳作。2019年，方旭等人把《牛天赐传》搬上线天的演出票，悉数售罄。
巴金散文集《点滴》，也是在老东安商场旧书店淘到的，原价0.35元，我淘到手花了0.1元。《点滴》是巴金1924年旅居日本时写的，然后寄回上海开通书店，1925年4月初版，1949年2月第11版，书里录入22篇散文。《点滴》也是一本稀缺书，巴金则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。
巴金的小说，我年轻时，全读过，并且不止一两遍。他反封建、呼喊人道的呼吁，到现在犹在耳畔。巴金散文的价值，不输于小说价值，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，《点滴》也不破例。老舍和巴金两位大师的珍稀旧作，我拿来压箱底，是不是太奢华了？
我很思念老东安商场，它是1903年开业的，也是北京树立最早的一座归纳商场，因接近皇城东安门而得名，1956年完成公私合营，1966年更名为北京春风商场。我淘的书大多来自这儿。1993年至1998年翻建，新东安商场开业后，我基本上就不去了。尽管房子建得又大又好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为了淘书，我还跑到离家较远的西单。公然不虚此行，在老西单商场旧书店，淘到了一本胡怀琛编《我国八大诗人》。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25年1月初版，1927年7月三版，定价每册大洋三角，我用0.2角购到手。这本书有个特色，要言不烦，谈论公允中肯。赞同他人已有谈论处，不再复述；不赞同他人谈论之处，说出不赞同的原因，直抒己见风格，值得欣赏。《我国八大诗人》初版，也快100岁了。
中学生杂志社编青年文艺集《挣扎》，是在我国书店崇内门市部淘到的，上海开通书店1948年2月初版，1948年6月再版，定价每册国币一元，淘到手时花了0.1元。《挣扎》是一本文学青年的作品结集，有小说、诗篇、散文等。1948年1月20日，叶圣陶先生写的序。叶圣陶先生终身从事教育，桃李满天下，序中对青年学子和文艺青年的酷爱与关心栩栩如生。
我淘的书中，最辛苦的是淘到《斯大林全集》。俄文版《斯大林全集》原计划出书16卷，于1946年开端出书，到1951年出至第13卷，今后各卷未能出书。中文版《斯大林全集》由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品编译局依据1946年俄文版翻译，人民出书社1953年9月至1956年4月间出书。那时候，或许印刷量太大，遍地的旧书店，都有散落的《斯大林全集》单本书，我一本一本地凑集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凑齐了一套13本的《斯大林全集》。
淘书不易毁书易。1966年8月，在“破四旧”声浪中，传闻谁家有“四旧”，或许会上门抄家。旧书归于旧文明，肯定在“扫四旧”之列。看着一贫如洗的陋室，几本旧书无处藏身，静静地躲在角落一角，显得非常刺眼。我和母亲犹如草木惊心，趁着晚上没人串门，母亲让我把父亲的线装版《三国演义》《荡寇志》及《侠骨柔情》几本旧书撕碎，悄悄倒在路灯底下的垃圾堆里。
销毁的旧书都看过，体会过它们的温度，完毕它们的生命，尽管实属无奈，仍是有爱情的。1981年，作为我国小说史料，人民文学出书社重印发行了《荡寇志》，1982年，我去人民文学出书社，花3.1元买了一套《荡寇志》（上、下册），算是对销毁旧版《荡寇志》的心思安慰吧。
上一年12月，趁着精力还行，我开端为存书减负，先行筛选了几百本。《斯大林全集》，几经酌量，仍是舍弃了。出于怀旧，留下了一本《苏联（布）前史简明教程》（人民出书社1949年9月第1版）。这本书是1970年4月6日，在春风商场淘的，算是对老东安商场更名的见证吧。
《柏生新闻作品选》，为我的淘书生计画上了句号。2011年后，我已年过七旬，住在京西五环外，不或许进城淘书了。那次去演乐胡同看发小，路过我国书店灯市口门市部，心里痒痒，眼手也痒痒，便进了书店，在一堆旧书中，一眼瞟见《柏生新闻作品选》，就想买下来。陈柏生是《人民日报》高档记者，备受敬重的新闻界长辈，1948年结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，同年赴晋察冀解放区。她是采访开国大典的人民日报记者之一，宣布在《人民日报》1949年10月2日第四版上的《开国大典》，被誉为“震慑国际的声响”。
待翻阅书后，更是一阵惊喜。彭真为封面题字，华罗庚写的序，扉页是周总理给她的题词。这本沉甸甸的书，50万字是一生汗水的结晶，很值得学习保藏。
2000年5月，我提前退休，在深圳作业期间，每天与母亲通电话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母亲总会告知我，孙子从书橱拿走了什么书，孙女从书橱拿走了什么书，如同母亲的任务，便是替我看好几柜子书。由于母亲知道，我的书不是摆样子的，是要看、要用的。有时连我也不知道，哪本书何时要用，到时候“不是书到用时方恨少”，而是“书到用时不见了！”
人到晚年，各有各的活法，不或许整齐划一，谁也不能规则，我该怎样活下去。
我想活得有庄严、有质量、有价值。就要坚持适度运动，还要坚持以书为伴，持续学习生长！